第四百四十六章 遗失的战争责任 (第2/4页)

但也因这些过于极端的手段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媒体的攻击和民众的误解。

战后菊国保守派与进步派围绕战争责任的争论和交锋使本已相对沉寂的战争责任意识潜流变得波涛汹涌并随着朝鹤天皇战争责任的旧事重提而引起菊国人的深思。1975年10月朝鹤天皇在访美前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声明发动战争的责任不在他而结束战争的“圣断”却是他作出的试图以此缓和摩国国民要求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敌对”情绪。

菊国政府和保守派学者通过著书立极力塑造朝鹤天皇在战前是遵守“立宪君主主义”的“和平主义者”的形象。既然天皇及其近臣都坚持“和平主义”反对那场战争那么亚太战争自然无法正当化。这与保守派、右翼一边叫嚣维护天皇的尊严和地位一边推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明显地自相矛盾。保守派与右翼无法自圆其只得破绽百出地根据具体情形选择天皇“和平主义者论”或“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即使进步派学者之间也因为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出现了分歧粟屋宪太郎、井上清等人就不赞同家永三郎所谓既然战后大审判没有起诉天皇故天皇就不应对战争责任负责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的菊国民众也逐渐破除了20世纪60年代严禁谈论皇室事宜的“菊禁忌”。据时事通讯社***年的调查当时至少有524％的人认为天皇“有全面责任”和“多少有”战争责任而认识到自己也有加害责任者约为30％但这已是战后菊国社会认识战争责任的顶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国际格局的解体、菊国泡沫经济的破裂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的论调虽明显地“衰退”了但加害责任认识的程度依旧在菊国徘徊不前且有越来越倒退的迹象。对加害责任认识的程度有越来越倒退的迹象。

冷战结束后要求菊国对过去的战争负责、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呼声喷涌而出成为一项国际性运动。这种井喷式的运动被菊国保守派和媒体恶意地转化为华、韩等国是在打“历史牌”意在进行“经济敲诈”；将中、韩等国批评的一撮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分子等与普通国民强行捆绑在一起在靖国神社、教科书事件等历史问题上煽动“菊国人”与亚洲各国的矛盾和冲突激发狭隘的大和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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