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密谋 (第5/6页)

br>“同时，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干预力度也在逐渐加强，不会轻易附和西方决策国的意见，甚至还会做出相反的政治表态。从19世纪初期开始，如何完善世界发展的体制一般由一些西方权威轮流指导，一些欧洲的思想家（如戈比诺和休斯顿张伯伦）还对此进行论证研究。当然，在欧洲还有很多反对这些理论的声音，而且殖民化也带来了很多正面冲突：平民的抵触情绪、宗教的冲突和生活习惯的差异等。这些冲突主要来自于根深蒂固的原始文化的差异。”

“尽管西方国家有非殖民主义和否定种族主义的思想存在，但是和保持西方权利优势性的意识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这也加剧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或政治的差异。因此，很多西方国家都陷入了‘经济发展’和‘文明’相互矛盾的尴尬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特殊的景象：年轻的美国战士、满满的可口可乐、愚蠢的电视游戏、自信能给伊拉克带来‘文明’的‘抵达者’……”

“对于中国的独立自主，西方国家后来也改变了一贯方针——以前的方法对中国毫无作用——这一方针主要强调‘社会工程’。内容不外乎是一些所谓的‘民主模式’：自由主义、经济极端自由化和所谓的‘平等’，这一模式用在其他合适的地方还是屡试不爽的。”

“所谓的‘政府民主’只不过是流于表面，而被人背后支持的‘领袖’也得对‘支持者’唯命是从。就像在一些非洲国家，美国扶植一个能够遵守其制定的‘规则’的人做‘领袖’。作为回馈，这位‘领袖’制定的国家政策也大大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色列也遵循这一‘潜规则’。在这些国家，选举离真正的民主还有一段距离，候选人如果对抗‘支持者’，当然也不会得到任何选票。一些总统在欧洲和美国的支持下居位几十年，而代价就是为这些‘支持者’提供优惠的石油，同时也是‘支持者’的军火大客户，为‘支持者’提供高额的军火利润。”

“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西方国家可以使用任何方法：军事干预、用‘安全建议’对一些国家进行最后通牒、利用所谓的‘无政府组织’进行‘活动’、勾结地方政治或经济领袖进行牟利等等。与这些对西方强权唯命是从的国家不同，中国在制定经济和政治战略决策时，没有受外界干扰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彰显了独有的个性和特色。”

“第二个让西方世界感到挫败的是，中国能够吸取外来精华，使之适应中国国情，即‘中国化’。就像佛教并不起源于中国，当它传入中国后，已经被转化为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了，也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宗教。80年代，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启发了中国，于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