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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怯地看着我不敢做声，他爷爷催他好几次，儿子才细声细气地叫一声爸爸。看着儿子与自己这么生份，我心里真是不好受，也怨自己当时年轻，一心想成一番事业奔个前程，工作起来非常拼命，所以我很少有时间回家。其实，当时各单位里的年轻干部很多都是像我这样。

六十年代，农业局紧缺干部，我被调过去担任宣传科长。条件好了，我便把妻儿接到城里，一家子终于团聚——那年儿子四岁。虽然工作依然很忙，但毕竟是住到了一起，天天见面，儿子与我的关系慢慢亲热起来。记得后来，他每天都坐在家门口盼着我下班，我回来以后他就赖在我身上不肯下来。

可是，父子俩刚刚亲热，那年底我被调到下面的青岭公社担任副书记。青岭是全县最偏远的一个公社，条件比较差，所以我把他们娘俩留在城里，这样我和儿子再次分开。那个年代交通条件不好，我只有回县里开会的时候，才能与他们娘俩见上一面。我在下面做了几年书记，66年初调回县里任农业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两父子才重新团聚。

当时自己真是年轻啊，30还不到就做了局长，是市政府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之一。我这人没别的本事，就是工作踏实肯干，吃得了苦，很得我的政治引路人赵县长的赏识，若不是赵县长大力提拔，我也不会有这样的成就。

那时候选拔干部一看工作态度，二看工作能力，第三，才是看你与同事的关系是不是处理得当。而现在，我看刚好是相反，人际关系第一，而且要看你与上级的关系处理得怎么样。如今有的干部虽然很有才干，但是工作态度极差，这种干部用了坏事，不如不用。可如今这样的干部非常吃香，现在这世道都变得看不懂咯！

好景不长，那年10月份文革开始了，我很快作为农业局的头号人物被揪出来批斗。开始还让我回家，后来就与赵县长他们一起关在县公安局地下室，每天除了拖出去批斗游行，其余时间都是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接受审查、写检讨，连日常用的衣物也是让家属送过来——送到收发室，不能见面。老婆离世前，我与她见过两面，是在县里的批斗大会上，我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