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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解放那会子，青海就是全国劳改犯的最大聚集地。德令哈农场关押了从全国各地运来的五花八门的政治犯和刑事犯，什么国/民党军政特务被俘军人，地主富农，反/党反/革命，资产阶级右派；刑事犯无非就是小偷，强盗，强//奸犯，还有就是像柴大掌柜这样老资格的土匪流寇。

司令媳妇提起柴九，描绘得活灵活现，说话间的豪爽之气，分明还是当年野马山上挥舞着红缨鞭、英姿飒爽的红姑奶奶。

据说劳改农场那鬼地方简直比关西大漠条件还要糟糕，海拔几千米，荒无人烟，沙尘暴每天早中晚报道三次，比犯人报道得都准时，昏天黑地，飞砂走石，每每让人觉得就快要将沙漠中这一块农场绿洲彻底地吞没。

慕红雪说：“那个农场就只有一条公路通往西宁，咱解放军把守住了这条公路，犯人怎么跑也跑不出来，往沙漠里边儿跑，不是累死就得渴死饿死！柴大掌柜就慢慢在那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吧！”

息栈回到学校不久又碰见另一拨老熟人。

敦煌县文化馆来了一个团，到兰州大学和师范大学的隋唐文化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息老师也去旁听讲座，在敦煌文化馆研究员的队伍里赫然发现了杵着一只拐，跛脚走路，戴了一副眼镜的某书生，咱野马山当年的丰总参谋长！

丰老四的一撮小胡子仍然半长不短地挂在下巴上，胡须已经花白，面颊已然显出老态，只是那一双滴溜乱转的小眼睛，尽显精明之色。一见到息栈，乐呵呵地握手：“息先生呐，久仰久仰，丰某失敬失敬！”

一句“先生”又把息栈整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又是一个周末，下课散学后，息栈匆匆撩下课本讲义，车棚子里取了自行车，飞速奔向学校大门，急着赶回郊区的家，给男人做晚饭。

校门口传达室的老大爷一声吆喝：“息老师，您的信！”

息栈一骗腿，从自行车上下来：“老师傅，哪里来的信？”

“不知道呦，看这邮戳盖了一层又一层的，好像是国外来的信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