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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镇西瓜浑身也都清爽了。再去拿西瓜的时候，发现西瓜盘子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拿来放大镜一看，上面竟是秦箫的字：“就知道你贪吃，凉东西要少吃。”再看旁边酒架上的酒瓶上也贴着纸条：“不许偷喝！我做了标记了。”瓶身上果然画了一条与酒水平的刻度线。我从厨房转到客厅，发现家里许多小物件上面都被秦箫做了标识，而且随处可见的还有放大镜。

我打电话问他：“你什么时候贴的那些标签啊？”

“早上走之前呗。”他若无其事的说。

“我咋不知道呢？”

“哼。你都不关心我了，哪会在意我做些什么？呵呵。你那时候在做饭，我没事就贴啊贴的。你都看到了？”

“看到了。还有那些放大镜，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问。

“前段时间。一直放着也不知道干啥用。”

“咱爸咋样？”我问。

“还行吧，你跟他说吧。”

秦箫把电话送给了他父亲。老爷子在电话那里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春节时候那样铿锵有力，说一句话中间总要歇一下。几句寒喧和叮嘱后电话又交到了秦箫母亲手里。她的声音听起来也有些疲惫，不经意间带出轻微叹息。我知道这次老爷子病得不轻，虽然已经做了手术可未必就十分安全了。两位老人做了军医这么多年，对疾病的状况了如指掌。现在他们对我和秦箫提起病况来像是在安慰病人家属一样说的都是宽心话。但他们自己却没法骗过自己。

秦箫母亲一直在说辛苦我了，我这么长时间把秦箫照顾得这么好。这话说得我愧不敢当。哪有母亲看不出儿子瘦了、憔悴了、沧桑了？她只是不便过多去问那些生活的细节，不便干涉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一时间对着电话不知该说什么好了。虽然我是以一个‘儿媳’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家庭里，可我的这个身份却如同一个假命题，即没办法和母亲聊些女人们的话题，也无法和父亲聊那些儿子该做的事情，游魂一样游离于几个人之间。

电话再次转交到秦箫的手中，他听我不吱声问我：“咋啦？咋不说话了？”

我叹了口气：“没咋。就是觉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