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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岁的一年脱离了炼狱，被丢进主教的一个计划当中。我替他做了许多事，越来越多的谋划里有了我的参与。其中有些是有情可述的，但大多数绝不正派。在换取了一定的自由之后，我更多的是随性而为，并不感到负疚——他们反复灌入我脑海里的忠诚，并不能取信于我，但我也不仇恨它。”

那漫长的故事在他口中变得平淡又简略，然而那种干瘪的力量对我而言，竟比所有丰沛的辞藻相加更甚。

“我曾对一切都心怀冷漠，维森特。”他说，“我并不知道寻常的人都是怎样成长，我的身边只有一群战战兢兢的批量用品；我最该仇恨的人之一，是我除书本以外仅有的对人性正面的认知；我比起父母更先认识国家，在童年的近十年内，实验室外的天空就是对我最好的嘉奖。这些加起来，都没有打垮我、摧毁我，只是让我变得更加敏锐，教会我如何利用条件珍存性命。我只在一个时刻开始有所触动——也许是在你补给我那半首诗的黄昏，也许是当我看到你异乎寻常的执着与坚定，也许是在你说‘不会一无所获’时——那时我就想，我一定要成全这样一个人。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因畏惧风险就退避在我真正的愿望之前，那我逃离实验室所寻求的自由不是很可笑吗？”

我的话语被阻在这样一个问句之后，一时只能对他投以目光。我并不确它能穿透多少，是否能让他在这转瞬间领悟；它仅足以令我望见他情绪中的激荡，以及潮涌以下的无限温柔。

他也望着我，说：“是你带给我触动，也是你让我具有爱——我只有在感受到它的真正面目时，我才发觉我真正需要它。”

之前的指挥官生涯总让我习惯了去分析，把一件事的框架拿出来，解析出本质，由前因梳理出后果，再决定该做些什么。以致于我在被他的讲述所动时，还习惯性地思考着他将由此引入的下一步打算；可这习惯最终还是被他的话剖离开来了，就像悬崖裂了一角，滚落一块岩石。我这时只想克制住我向他伸出的手，不要太早打断他意图说明的话。

“主教并不全然信任我，但又想将我的作用最大化，”卡拉扬说，“我费心很久，直到将我们之间单向控制的关系变成相互利用。我要求他将我投进我十一岁时畏惧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