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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着血迹的那件早在火车通过土耳其边境之前就扔掉了。

电话响了起来，六个里的其中一个，许久，无人接听。声音在走廊、前厅和四个壁橱大小的办公室里回荡。伊斯坦布尔联络站的伪装是一家旅行社，挂在门口的铜牌这么宣称，而镶在相框里的褪色风景照片和杂志架上快要满溢出来的打折套餐小册子进一步说服意外闯入的人们，铜牌确实没有撒谎。旅行社有一辆小型巴士，雇佣了一个当地司机，自然是为了接待游客，决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有人敲了敲洗手间的门，莱昂抹了抹脸上的水，拨开了锁。夜班发报员，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支点燃的烟，一个黑色帆布包挂在手臂上。

“司机到了，”他告诉莱昂，“下楼，转右，第二个街口再转右，你会看见一个停车场，我相信你知道一辆巴士长什么样。”

莱昂说他应该知道。

“别和司机说话，不过说也无妨，他不会英语。我们告诉他你是个摄影师，”黑色帆布包塞到他手上，“你记得地址吗？”

莱昂从外套口袋里摸出写着姓名和地址的半张纸里，对方摇摇头：“当我说‘记得’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就算有人把你的头按进水里，你还能拼写出街道名。”

“我记得。”

值班发报员取走那张纸，掏出打火机，点燃。

远处，宣礼塔的喇叭响了起来，呼唤人们参加今天的第一次祈祷。

——

雪盖住了被烟熏黑的屋顶。

莫斯科似乎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永恒的雪，清晨的冻雾，低垂的太阳，空旷的街道和广场。空气本身像是长了倒刺，在呼吸的时候刮破上颚和喉咙。安东上一次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奥尔加姨妈还活着，对那颗悄然生长并最终杀了她的肿瘤一无所知。在最后那个痛苦的星期里，尼古拉姨父向管理农场的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普利瓦洛夫借了卡车，把她送到列宁格勒，然后又送到莫斯科，她在那里死去，又被同一辆卡车运回农场，下葬，泥土被冻得如此坚硬，铁铲像是敲在钢板上。这一切都是彼得转告给他的，七个月之后，在华沙一家咖啡馆里，阳光晒暖了他的后背。

安东不记得他的父母，奥尔加姨妈坚持说他们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