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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下工作的机会的话。葛特茹德说，我的选择是一种逃避，是对生活的挑战和责任的逃避。她说得有道理，我是逃避了，逃避使我感到轻松。我的这个选择不是永久性的，我对她，也对自己这样说。我还年轻，教几年法学史之后，仍旧能找到各种实惠的法律职业，但是，这却成了我的永久性的选择。随着第一次逃避而来的是第二次逃避，也就是说，我从大学换到一家研究机构，我在那儿寻找并发现了一个我可以从事我喜欢的法学史研究的避风港。在那儿，我不需要任何人，也不打搅任何人。

结果我不但没有逃避掉，反而与过去更接近了。作为法学史家，我所接触的过去，其生动性并不逊色于现实生活。局外人可能会认为，人们对过去只能观察，而对现实才能参与，但事实并非如此。从事历史研究意味着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在历史与现实两方面进行观察，活跃于二者之间。我所研究的领域之一是第三帝国法，在这里，过去与现实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难解难分，特别显而易见。在这里，人们逃避的不是过去，而正是现实和将来，人们没有把注意力坚定地集中在现实和将来上。人们对历史遗产茫然无知，不知我们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我们生活在历史中。

我沉浸在历史中时能够得到一种满足感。虽然它对现实并没有什么意义，我还是不想隐瞒它。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满足感是在我研究启蒙教育法和启蒙教育法律草案的时候。之所以要制定这些法律是因为人们相信，从此以后世界有了好秩序，从此世界会变得更好。看到从这种信念中制定出维护良好秩序的条文，看到这些条文又变成了美好的法律，而它们又将以自身的美来证明它们的真，我感到幸福。很久以来我就坚信，尽管出现了可怕的倒退和挫折，但法律会越来越进步，会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真，越来越理智，越来越人道。自从我发现我的这种信念不过是幻想而已后，我的法律演进现变得完全另一样。这个演进虽有目的地，但它经过种种震动、困惑和失去理智后到达的这个目的地，正是通向另一个目的地的起点，但在尚未到达这个新目的地时，又不得不重新开始。

我当时又重读了。我在中学时就读过这本书，在我